《正义论》：“无知之幕”下的正义原则

1971年，一位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出版了一本600多页的巨著。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犀利的时事评论，通篇都是抽象的哲学论证。但它在出版后引发了政治哲学半个世纪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论，被译成23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25万册，催生了超过5000篇学术论文。

在罗尔斯之前，政治哲学几乎是一片沉寂。功利主义统治了英美思想界一百多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似乎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再讨论的答案。但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不关心“最大幸福”在人与人之间如何分配。只要总幸福增加了，牺牲少数人就是合理的。这在逻辑上没问题，在道德上却令人不安。

罗尔斯要做的，就是为现代民主社会找到一种比功利主义更公正的替代方案。

罗尔斯开篇就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他关心的问题不是个人行为是否道德——那是伦理学的事。他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安排——应该如何设计，才算公平。因为社会基本结构从一个人出生起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生在哪个家庭、拥有什么天赋、接受什么教育、面对什么机会。这些东西不是个人能选择的，但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一生的走向。

罗尔斯把他的理论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它的核心直觉很简单：一个社会是否正义，不在于它产生了多少财富或幸福，而在于它的基本规则是否公平——是否给了每个人平等的尊重和公平的机会。

但这个直觉如何变成一个严格的理论？罗尔斯发明了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群人聚在一起，要为他们即将进入的社会制定规则。他们不知道自己将会是谁——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是穷是富，是聪明还是平庸，是健康还是残疾，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宗教信仰、人生理想和性格偏好。

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原初状态”。遮蔽了所有这些信息的，就是“无知之幕”。

为什么需要无知之幕？因为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利益，他们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富人想要保护财产，强者想要奖励天赋，聪明人想要根据智商分配资源。这样的选择也许合理，但不是公平的。因为一个人拥有什么天赋、出生在什么家庭，完全是运气的结果。没有人“应得”自己的出生条件。

无知之幕的作用就是排除这些“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当你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谁的时候，你就被迫从一个不偏不倚的立场出发。你不敢设计一个压榨穷人的社会，因为你自己可能就是那个穷人。你不敢设计一个剥夺自由的社会，因为你自己可能就是那个被剥夺自由的人。

罗尔斯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理性的人会按照“最大最小值规则”来做选择——即在各种可能的结果中，选择那个最坏结果最好的方案。这不是因为人们特别悲观，而是因为在无知之幕后面，赌注太高了——你选择的原则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理性的选择是不赌博。

那么，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论证说，他们会选择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按照严格的优先次序排列：

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政治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和思想自由、人身安全和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等。这些自由必须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不能因为任何社会利益而被牺牲。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它们所依附的职务和地位必须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其二，它们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这第二个原则中最具原创性和争议性的部分是差别原则。罗尔斯认为，纯粹的机会平等是不够的——即使每个人在形式上都有同样的机会，家庭背景、教育资源和社交网络的不同，也会让出身优越的人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因此，社会必须保证机会的“公平”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平等。

但差别原则走得更远。罗尔斯承认，即使有了公平的机会平等，天赋和能力的差异仍然会导致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一个天生聪明的人和一个天生迟钝的人，即使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产出也会不同。罗尔斯的革命性主张是：天赋本身不是一个人应得的。拥有更高天赋的人之所以能获得更多，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上”，而只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的抽奖中中了彩票。因此，天赋应该被视为一种“共同的资产”——先天有利者只有在他们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改善了最不利者的处境时，才能从这种有利中获益。

这就是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它们能够使最不利的社会成员获得最大利益时才被允许。一个CEO可以赚得比清洁工多，但前提是这种收入差距激励了生产和创新，最终让清洁工的绝对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否则就不应该存在。

两个原则之间有一个严格的优先次序，罗尔斯称之为“词典式次序”——就像字典中A开头的词永远排在B开头的前面一样。

自由的优先性 ：第一原则绝对优先于第二原则。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不能为了更大的经济福利而牺牲。你不能说“我们暂时限制一下言论自由，换来经济增长”，这在罗尔斯的框架里是不被允许的。

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性 ：第二原则中，机会公平平等优先于差别原则。不能以效率或总福利为由剥夺任何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套优先规则揭示了罗尔斯与功利主义最根本的分歧。功利主义把各种价值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重——自由、权利、福利、效率——然后选择总分量最重的方案。这意味着只要好处足够大，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可以接受的。罗尔斯认为这恰恰是功利主义的致命缺陷：它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它把社会当成一个人——一个人可以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快乐——但社会不是一个人，社会是许多独立的人。不能为了让一些人获得更大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基本权利。

《正义论》的第二篇讨论的是如何将这两个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中。

在政治领域，罗尔斯主张一种宪政民主制度，确保平等的政治自由和法治。他特别讨论了“公民不服从”——当法律严重侵犯了正义原则时，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以非暴力的方式公开违反不正义的法律，以此唤起社会多数人的正义感。他给公民不服从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必须是针对实质性的、明确的不正义；必须在合法的抗议渠道已经穷尽之后；必须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必须愿意接受法律惩罚。这些条件使得公民不服从不是对法治的破坏，而是对法治的纠正。

在经济领域，罗尔斯既不支持纯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也不支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他主张一种“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或“自由社会主义”——市场可以配置资源、决定生产，但政府通过税收、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来确保背景正义。具体来说，政府应保障所有人的教育机会平等，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提供最低社会保障，并通过累进税制来缩小贫富差距。

在代际关系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储存原则”——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为下一代留下适当的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不应过度消耗或透支未来。但储存率也不应过高，因为每一代人自身的合理需求也应得到满足。

《正义论》的第三篇回答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使正义原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人们为什么要遵守它？一个由正义原则治理的社会能否稳定？

罗尔斯的回答是：在一个“良序社会”——即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社会基本制度满足这些原则、而且人们知道这一点——人们会自然地发展出正义感。他提出了一套道德心理学的论述：儿童先在家庭中学会爱和信任（权威的道德），然后在社团中学会合作和互惠（社团的道德），最后在对正义原则的理解中形成稳定的道德人格（原则的道德）。

更重要的是，罗尔斯论证说，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正义和善是统一的——过一种正义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善。他用康德式的论证来说明：按照正义原则行动，不是外部强制，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因为正义原则是在无知之幕后面自由选择的结果，遵守这些原则就是遵守自己给自己的法则——这就是自律。

《正义论》引发的争论规模之大，在政治哲学史上罕见。

来自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罗伯特·诺齐克，在《正义论》出版三年后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作出回应。他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权——人们对自己的天赋和劳动成果拥有自然权利，国家无权通过税收将它们重新分配给他人。“对劳动所得征税，等于强迫一个人为他人工作。”

来自社群主义的迈克尔·桑德尔批评罗尔斯在无知之幕后面预设了一个“无牵无挂的自我”——一个脱离了一切社群归属、价值和传统的人。但在现实中，人总是深嵌在特定的社群和历史中，人的身份由家庭、民族、文化、宗教塑造。一个完全没有这些依附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哲学幽灵。

来自左翼的批评则认为罗尔斯还不够激进——他保留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没有质疑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没有触及阶级结构的不平等。

罗尔斯在晚年对这些批评做出了回应。在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正义原则不需要建立在任何特定的整全性哲学或宗教学说之上。在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里，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义原则要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必须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被不同信仰的人从各自的角度所接受，就像不同的人可以同意交通规则而不必共享同一个世界观。

五十多年过去了，《正义论》仍然矗立在政治哲学的中央。

罗尔斯提出的问题比他的答案更重要。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时代，在一个天赋和出身仍然深刻决定命运的时代，在一个社会福利和公平分配持续撕裂政治共识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生来就拥有更多的人？他们的优势在什么意义上是“应得”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有义务补偿那些天生或后天的“不幸者”？

罗尔斯的回答是：站在无知之幕后面，想象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然后问自己——你愿意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但每一个试图回答它的人，都在向罗尔斯致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 ，作者：砺石